毛主席刚发出作战训令, 任弼时便极力制止, 称: 这是极危险的部署
1932年10月1日，一封加急电报像块砖头一样，狠狠砸在了红一方面军指挥部的桌子上。
这可不是平时那种打仗商量的语气，电文最后几个字冷得掉渣：“坚决不同意九月二十六日训令的军事部署。”
这哪里是讨论战术，分明就是政治摊牌。
发报的是坐镇后方的苏区中央局，收报的是周恩来、毛泽东、朱德和王稼祥。
就在电报发出的当晚，后方几个大佬连夜打包行李往这一赶，空气里的火药味比战场还浓。
所有人都明白，刚拿回兵权没几天的那个高个子湖南人，又要倒大霉了。
要把这事儿捋顺，咱得把时间轴往回拨几个月。
那是1932年的春夏之交，在此之前，毛泽东因为各种原因，实际上已经被“挂”起来了。
当时掌控大局的是远在上海的临时中央，由博古、张闻天这帮人坐镇。
说白了，这就是一场“键盘侠”指挥“特种兵”的悲剧。
这帮年轻的留苏派，满脑子都是苏联红军那套正规战法，对江西山沟沟里的实情简直一窍不通。
5月20日，上海那边发来一份几千字的长电，中心思想就两条：第一，毛泽东那套“打游击”、“诱敌深入”过时了，太土；第二，红军得像正规军那样，去攻打赣州、南昌这种大城市。
在他们眼里，革命高潮已经到了，红军不能总在山沟里钻来钻去，得去大城市里显摆显摆。
周恩来刚到苏区时，本来是倾向于听上海指挥的。
毕竟，下级服从上级，这是铁律。
但他往战壕里一站，看着对面国民党军队的钢筋水泥碉堡，再看看自己战士手里的老套筒，这位务实的战略家彻底沉默了。
上海那帮人是在地图上画圈圈，红军战士可是拿命在填坑。
所谓的“夺取中心城市”，在当时敌强我弱的情况下，跟送死没区别。
这时候，周恩来面临个大难题：一边是中央的死命令，一边是眼看就要跳进去的火坑。
咋办？
他想到了那个被“晾”再一边的毛泽东。
那阵子，周恩来没事就找毛泽东彻夜长谈，他发现毛泽东对局势的眼光简直是带透视挂的。
毛泽东给出的路子很野：别啃硬骨头，去打乐安、宜黄、南丰这些软柿子，打完就休整，等机会。
这就叫“避实击虚”。
周恩来也是真有魄力，为了红军的前途，他开始不厌其烦地给苏区中央局写信，死活要把没有军职的毛泽东请回来当总政委。
这个过程那是相当费劲。
当时代理书记任弼时，还有项英他们，心里是有抵触的。
但在周恩来的软磨硬泡下，加上前线确实离不开人，1932年8月的兴国会议上，大家终于松了口。
毛泽东这一回来，红军立马就像换了魂，一口气拿下乐安、宜黄，打得那叫一个顺手，江西敌军被调动得团团转。
这也算值的一提的战绩了。
可好景不长，打完宜黄准备搞南丰的时候，情况变了。
国民党也不傻，一看红军势头猛，立马在南城集结了3个师17个团，挖好了坑，张着大嘴就在那等你往里跳。
毛泽东打仗最大的特点就是“活”，从来不硬顶。
一看这架势，他立马踩刹车：不打了，撤！
部队掉头回东韶、洛口休整。
这一脚刹车踩下去，后方的中央局直接炸锅。
在任弼时他们看来，这简直是儿戏！
好不容易打出的声威，你说撤就撤？
帽子扣得很大：“逃跑主义”、“给群众造成十二分不好的影响”。
随后，一连串电令跟催命符似的飞来，勒令红军必须往北打，去威逼南昌。
毛泽东那脾气，原则问题上寸步不让。
他联合周恩来、朱德直接给后方回电：必须开会讨论，这仗没法盲打。
双方电报往来全是火药味。
后方说“没空开会，赶紧打”，前方说“必须开会，不搞清楚不行”。
到了9月26日，毛泽东干了一件让后方彻底破防的事。
他发布了一份《在敌人尚未大举进攻前部队向北工作一时期的训令》。
这份文件牛就牛在，他实际上已经预判到了敌人马上要搞第四次“围剿”，并提前把乐安、宜黄一带预设为决战战场。
这完全是开了“天眼”的大师级预判，可在当时，这就是赤裸裸的“抗旨”。
这下彻底谈崩了。
9月29日，任弼时等人的电报措辞严厉到了极点，指责这份训令“完全离开了原则”，并宣布前线一切行动暂停，中央局全体成员将立即赶赴前线召开紧急会议。
这就是开头那封“坚决不同意”电报的由来。
任弼时、项英、顾作霖、邓发四人，加上刘伯承，星夜兼程赶往前方。
这哪里是去开会，分明是去搞“政治清算”。
此时的红军前线指挥部，气压低得让人喘不过气。
毛泽东看着窗外的大山，心里估记已经有数了。
这一系列关于“打大城市”还是“打游击”、“听指挥”还是“实事求是”的争论，终于要在一个叫宁都的小地方做一个了断。
这场后来被称为“宁都会议”的风暴，不仅把毛泽东再次赶出了军队，也把红军推向了后来那场惨烈的第五次反“围剿”败局。
1932年10月中旬，毛泽东离开红军，去了福建长汀养病，这一走，就是两年多的落寞。
参考资料：
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，《毛泽东年谱（1893-1949）》，中央文献出版社，2013年。
金冲及主编，《周恩来传》，中央文献出版社，1998年。
《苏区中央局关于要求前方开全体会议及在此以前行动方针给周、毛、朱、王的电报》（1932年9月29日），中央档案馆藏。
